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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,我和吕丘小姐比更有一定的差距,可经过几年的努力,自认为还是一个不错的记者和电视人。记得1997年8月,各栏目都要求义务献血。领导问了好多人都不愿意去,他在机房门口碰到我,有些为难地征求我的意见,我说:李老师,您别再找人了,我去。其实,那次献血还真不是我们这种人。但公民义务献血光荣,看着自己的血被抽出来将救活生命垂危的病人,这真是至高无上的善举。1998年“太湖零点行动治污”中出现央视记者被排污企业“逮住”的消息,于是在治污前线一时成为佳话。无锡市委号召全市的干部在治理污染上要学习我这个“中央电视台记者划船的精神”。1999年4月底5月初,那是一个难忘的日子。国家森林公安局的段处长牺牲在“可可西里一号行动”中,为保护藏羚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同时遭遇不幸而受重伤的就有我的同事和两位警察。我当时只受了一点轻伤。那一次我彻底重新而清醒地掂量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,在接近死亡的瞬间明白了什么是永别,什么是生命。2002年为拍摄青藏铁路,我再次来到昆仑山口,再次向索南达杰烈士的纪念碑深深鞠躬,向为保护藏羚羊而牺牲的所有勇士致敬!巍巍昆仑,蜿蜒千里,埋下无数忠骨,万古传颂。在这一年春节快到的时候,先生的工作终于安顿下来。我们把孩子从父母家接来,一家人真正团聚在了一起。几个月里,我和杨柳保持着高密度的鸿雁传情,手机的短信也非常多,我手机的账单主项就是信息费,真痛心,那时候还没有动感地带,不然我可以省下不少银子。当然,在感我小时候很淘气,母亲说不像谁谁家的孩子听话,但我学习经常数一数二,墙上每年都贴满奖状。农村的日子很苦,经常上顿不接下顿,有一天我爬到榆树上去摘树叶吃,还没摘到就已经饿的全身无力,是过路的乡亲把我从树上抱下来。又有一次,我被邻居家的馒头诱惑了,那家的大哥在煤矿工作,吃国库粮的,生活条件在全村也算好的。看着我的小伙伴在大口大口的吃得那么香甜,硬硬地被母亲给赶回了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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